前言

荷兰共和国的政治体制属于寡头政治，联省国家不设立国王，也没有绝对专制的独裁领袖。这种荷兰模式的共和主义，可以视为对当时欧洲流行君主专制王权的否定和拒绝。城市是由市政厅领导的，如前所述，市政厅的议员是由富有的市民所组成，称为“智者”。自中世纪晚期以来，尼德兰的每一个城市就是由这些大约20至40名的“最富有和最有荣誉感”的市民来管理的，他们是每一个城镇选举产生的“最富有的和最明智的”市民，其任期是终身的，或者要等到迁徙到别的地方的时候才放弃这个职位。

一旦这个职位空缺以后，也要在与他们相同的社会阶层中选举产生新的人士来充当。这些城镇的市议员每年都从他们当中选举出市长(burgomaster)，组成市政府的议员们的主要职责是维持公义与和平的城市秩序以及当地市民的税收。城镇的保卫依赖于市民的军事组织即民兵，但是他们是官方的，有较高的官阶并从执政的阶级中产生，当地的市长常常担任民兵的上校，伦勃朗的名画《夜巡图》以及哈尔斯的《圣阿德里安民兵的宴会》所描绘的就是民兵在巡逻以及宴饮的生活情形。

共和国政体的雏形

当1581年荷兰各省正式宣布放弃对西班牙国王菲律普二世的效忠的时候，他们制定了一项法律，禁止城镇的议员与行会的以及民兵的代表讨论协商任何省一级的问题，这有利于摄政的议员阶层巩固自己的寡头统治的地位并领导人民与西班牙王室斗争，同时也将普通的人民排斥于地方的或是省的管理事务之外。在两个航海的大省荷兰与泽兰以及其他省份中，市长的人数(从1名至4名)以及议员的人数(从7名至12名)有所不同，但是这种贵族统治的制度是类似的。还要补充说明的是。

在17世纪的时候，荷兰、泽兰以及乌特勒支的大部分地方是由统治阶级中的城市有产阶级供养的，这使得他们能够利用市政厅的议员的地位和影响来集中发展城镇的贸易以及工业而不是乡村的家庭以及屋舍的小手工艺。当时荷兰联省共和国的各个不同省份的社会结构都有所不同，但是自从荷兰省的经济地位日益增长并且远远超过其他省份以后，在考虑荷兰共和国中产阶级的社会作用的时候，弗里斯兰的乡绅、海尔德兰的地主以及上埃瑟尔省的佃农就差不多可以忽略不计，只需要考察荷兰省以及泽兰省的摄政者即商人以及海员就可以了。

联邦共和国的七个省的每一个省都是自治的。在荷兰，各个省都是由18个城镇的摄政团(议员)所指定任命的代表团组成，还有一种更高的代表团是代表省一级的贵族的。每一个城镇只要它愿意，就可以派出任何规模的代表团，但是每一个代表团只有一张选票。荷兰省的议会共有19张选票，其中18张属于18个主要城市，1票是属于贵族的。城市的代表控制了省的议会。小城市以及乡村地区，没有自己的代表，只好含糊地寄希望于贵族代表他们的利益。

在泽兰省的议会，共有7票，其中6票属于6个主要城市，1票属于贵族。如果贵族家庭绝嗣，或者效忠于西班牙王室，那么就要被剥夺选举权。乌特勒支的情况比较复杂，教士在该省曾经发挥很大的作用，虽然随着时代的发展，他们的地位降低了，但是要摆脱他们复杂的影响仍然是不可能的。教士在该省拥有许多的土地，他们终身享有选举权，他们中的许多人被贵族和小城市任命为代表。

贵族也拥有1票，其他4个大城市一起拥有1票。海尔德兰省的贵族和弗里斯兰省的拥有土地的农民由于他们情况与别的省份的不同，能够发挥更大的影响。海尔德兰省曾经是公爵的领地，被划为三个“区”，每一个“区”都有自己的小议会，每一个小议会都有2票，分别属于城市以及贵族。每一个城市都有一个由30人至40人组成的市政厅，在特殊情况之下，议会要听取他们的意见。弗里斯兰省的情况也复杂，它共有4个“区”，其中1个“区”有11个城市。每一个“区”拥有1票，发生争论的时候由省的执政官决定。

共和国政体的构成

总之，联省共和国没有任何形式的普遍制度，每一个省都保留了自古代就已经传下来的制度，它们反对任何统一的形式，经常出于各自的利益决定事情，地方分权的色彩极为浓厚。当然，在一些城市贵族不占主导地位的地方，如两个航运的大省荷兰以及泽兰，他们经常能够靠着自身在经济上的重要性扩大自己的权力和影响。城镇的法官也是由市政厅选举产生的，乡村的和司法的官员则由各省任命。

所以，学者雷内尔教授指出，从1581年至1795年，荷兰各省的自治就是意味着全荷兰共和国是由社会的中上层阶级管理和主宰的；或者，按照另一名学者瓦勒克的看法，荷兰共和国实际上是由1万名左右的寡头统治者治理的，他们垄断了所有重要的省一级的或是市政的领导职位。

设在海牙的“联省议会”似乎是共和国最高的权力机构，它掌握外交事务，在内政事务上也有很大的发言权。自1579年乌特勒支联盟建立以后，反叛的各省达成一致，在外交事务上应当一致对外。“联省议会”仅仅是由七个自治的省的代表参加会议，它要接受来自七个不同省份各自的训令，最后达成的结果要符合荷兰联省共和国的整体利益，为了产生结果的有效性，他们的投票是无记名地进行的。在不能达成一致的时候，或者在不符合各自省份的训令产生争辩的时候，代表团不得不回到各自的省份继续开会讨论进一步达成新的意见。

这种事情是经常发生的。没有任何一个省认为必须要服从联省议会的命令，除非这个代表团被授权这样做。每一个代表团只有一张选票，或者说，只能够发一个声音。这种政治运作的模式，往往要耗费许多时间才能够使得联省议会的决策顺利地达成。当共和国发生需要联省共同协议的重大事务的时候，如商讨国家主权、宣战、媾和等重大外交政策以及财政预算、有关“公地”等问题的时候，就必须召开联省议会。如上所述，“公地”是指北佛兰德斯、北布拉班特省以及林堡省。

推动近代荷兰政体成型

这些地方是在后来的“八十年战争”结束以后的《威斯特伐利亚条约》中针对尼德兰签订的《明斯特条约》订立之后才加入荷兰共和国的省份，在当时并不包含在七省之内。这些地区在联省议会中并没有自己的代表，其人口也多半是天主教徒，是直属联省议会管理的，所以称为“公地”。联省议会虽然在宣战、媾和、外交等方面具有决策权，但是没有征税的权力。征税必须要经过七省全体一致同意方可通过。

除了一个不太重要的“国务会议”以外，“联省议会”是荷兰共和国唯一的国家管理机构。当各省的利益发生冲突的时候，它们就很难发挥作用。有时，它们自己也会陷入难以达成一致的困境。在遇到僵局或是危机的时候，有些强有力的人物或是集团会通过融合权威以及劝诱的方法促进人们做出决定。

荷兰省以及奥伦治家族是两个决定性的势力。前者在理论上要负担荷兰共和国58%的财政运作，有时甚至更多。阿姆斯特丹1585年以后在荷兰经济的重要性方面具有压倒性的优势，使得这个城市在荷兰经济上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也使得它所在荷兰省在联省议会中具有较大的发言权。另一件事情是一样的，那就是荷兰省由于阿姆斯特丹的地位而成为这7个省的领袖。它通过最高级的官员与联省议会中选举产生的一个小型的委员会合作来实现其领导工作。荷兰省在经济上的优势是后来许多该省的杰出政治家掌握权力的基础。